“圣殿”与“圣地”--宁夏西吉“陕义堂”清真寺多元历史叙事的形构
清真寺是回族社区宗教、经济、教育、文化、仪式的中心,是族群集体意识的空间投影,是储存和延续族群记忆的容器.清代陕甘回民大起义失败后,被善后安置的“陕回”当务之急就是在异乡恢复自身传统文化,重建作为文化记忆之象征的清真寺.而宁夏西吉县单家集的陕义堂清真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修建的,它具体筹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并于宣统二年(1910)落成.而“陕义堂”之“陕”的空间命名,又隐喻了“陕回”对故乡的记忆和认同,是“陕回”族群对曾经背负的创伤历史的来自草根的、边缘的自我表述.爬梳“陕义堂”清真寺的历史发展，笔者发现从清末“反叛者”清真寺的非法性，到民国“回族”身份的转换与之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在“陕义堂”的个案上所呈现出的“荣耀”——显赫一时的经学重镇、国民党政要亲题匾额等等，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短暂沉寂，而到今天作为曾经的红军长征旧址而成为“红色圣地”——清真寺、毛主席会见阿旬旧址以及毛主席住宿的农家小院、回族阿爷讲解员、红色书屋乃至清真寺两侧的红色旅游纪念品商店共同构成了象征革命精神的红色图像，因此陕义堂清真寺的历史始终是置于王朝-民国-新中国这一宏观语境观照下的文本写作。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写作”并非是来自国家话语的“一厢情愿”或“独行其是”，‘怪殿”与“圣地”之间也绝非简单的置换、取代的关系，陕义堂的“神圣空间”的建构是国家与小族群“共谋”的作品——一方面，“国家毫无疑问具有建立及展演神圣历史、空间的霸权”，将地方的族群传统文化嵌入革命叙事框架进行重述，实际上是国家文化的地方置入过程，其目的在于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掌控地方话语权的族群精英也并非为人喉舌的被动言说，他们也在讲述“圣殿”-清真寺的历史中，有意的攀附革命景观，以描绘作为族群记忆之象征的清真寺的“辉煌身世”，从而建构起国家与族群社会所共享的“圣地”符号的双重意涵——因此，分析陕义堂清真寺的历史形构过程，笔者认为它所呈现的正是国家与地方族群社会通过地方叙事的共同写作，从而形成的“心领神会”的默契——一种基于相互对话、彼此攀附的互惠关系。
清真寺 历史演进 国家意识 族群记忆
樊莹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国内会议
兰州
中文
68-68
2017-06-16（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