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化生活中的自主力量--一个苗族村寨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历程研究
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无论是在政府工作层面,还是在国内外学术研究领域一直都是引发各方关注和讨论的焦点.这其中,少数民族村寨作为在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中文化遗产保存相对丰富和原生的区域,已经成为政府重点打造,资本蜂拥而至,观光客趋之若鹜,学术界心向往之的对象.一个个少数民族村寨及其生活文化,经由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萃取方式进入到”文化遗产”的体系.围绕着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村寨民众的生活也自此开始了”遗产化”进程.在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方法的推动下,各种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一历程之中,进行着多种多样的实践.注意到:在非政府组织、商业资本等众多异质力量纷纷介入到这种遗产化生活的同时,还有一股依托族群的情感认同、传统组织体系和现代基层政权而形成的自主力量.这股自主力量虽然还难以完全应对超越传统认知范畴、谈判能力和驾驭能力的发展浪潮,还面临着全球化、国家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困境,但其却呈现出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过程中最珍贵与最难以培养的文化自觉和利益共享精神.加强对这种内生于民族村寨的自主力量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丰富人们的保护和发展观念. 在国家主导的“技术-现代化”发展语境下，以民族村寨旅游推动发展本身也像是一种悖论。国家虽然强调发展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前缀下的表象，但实际上是将发展视为一种非政治性、技术性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基本表征是现代化。这与强调差异性的“异族观光”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技术一现代化”趋向于同质性的物质景观建构，是一种眼光向前的展望性视野，而“遗产保护”则趋向于眼光投向历史，回归“传统”。朗德上寨的旅游开发最初发端和得益于遗产保护运动，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遗产”现在已经成为寨子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沉重负担，且似乎陷入了“保护遗产-维护原貌-旅游发展滞后-遗产传承困境”的恶性循环中。继续坚持在这样的“不发展”中等待有可能更有利于建筑文物等有形遗产的保护，但对于歌舞、手工技艺、口头传统、仪式等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却无疑具有消极影响——而在民族村寨的遗产保护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重明显要大得多。遗产同样也是现代性的衍生物，所有的遗产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即一种经某些人反复定义和诠释的文化模式被教授给其成员或一部分成员。“传统”绝不是民族志所描述之静态性的客观存在，反之，它只是一被“执着持有者”或分享共负者在对他们有意义的情境中，所想象、塑造或界定的实际或抽象事物而已。从这样的角度观之，笔者认为亦可将工分制理解为一种“新遗产”。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工分制已经成为朗德上寨村民维系群体边界的强力要素，有效地将外部群体排斥在旅游发展之外，而族群内部群体则受益于其中。此外，“工分制”也成为外界“定义”朗德上寨的最重要特征。当寨子里的其他的物质文明都在现代化浪潮中悄然改变时，工分制反倒作为一种固定的生产组织形式保留了下来，成为朗德上寨最外显和最知名的文化特征。或许，当朗德上寨的村民们仍然徘徊在“打破传统”与“保护遗产”之间难以抉择时，他们已然“建构”出并正实践着一套新的“遗产”。这正如遗产研究专家David Lowenthal所指出的那样，遗产的加工制作既是一项创造性的艺术也是一种信仰行动(act of faith)。人们无法逃避遗产的这种混杂的属性。但是可以尝试面对遗产的建构性时，暂时宽恕其已经融进了整体优势中的小瑕疵。
苗族村寨 文化遗产 保护观念 旅游开发
肖坤冰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国内会议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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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235
2014-05-09（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