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般若涅槃经音》伯2172音注功能研究
音义体的产生发展有自己的历史。“汉魏之后，逐渐发展出摘字为释、别本单行的‘音’体，如《礼记音》《毛诗音》等，亦或称‘音隐’，如《隋书，经籍志》‘《毛诗音隐》一卷，干氏撰，《说文音隐》四卷，《礼记音义隐》一卷，谢氏撰，等。这是所探讨的小学书体式的‘音义体’，又称作‘书音’。其体例特征乃按照文本的次序依次摘举难字或字组，注出字音和字义，同时还常兼有校勘。书音之作，在两晋南北朝极为发达，为经史子集四部书作的‘音’，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有百余家。陈隋间，陆德明作《经典释文》，贞观中，沙门玄应撰《一切经音义》，成为音义制作的两大典范。隋唐时代音义体的撰作达于鼎盛，五代以后逐渐式微。元明之后，除了刻意的拟作，其体几亡。”经笔者考证，敦煌伯2172写本所处时代约为中晚唐时期（另文讨论），其音义特征与功能既有历史相承性，又有自身特点。 综合以上考察，可知敦煌伯2172《大般若涅藥经音》音注功能有以下几点：从辨正字形的音注来说，或用直音分析俗字和误字：或用直音辨别假借字；或用直音辨别异体字；或用直音辨别古今字。从辨明字音的音注来看，或单纯性注音（量最大）；或为多音字辨别读音；或为连绵字注音：或通过注音以说明译音差异；或以音别义，音变构词。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如辨形体，明音义，明音形，明避讳，等等。其功能多样的原因，首先与直音的特点有关。直音可以显示注音字与被注字在字形上的多种关系，透露多种语言信息，凸显字与字之间的形音义关系。其次和讲诵佛经的需要有关。当时佛教义学盛行，撰作义疏和疏讲诵读佛经时需要随文注音，摘字为音，借音辨形明义，进而正音正形，这就催生了“字书气质”的“音”。由此，可见敦煌伯2172《大般若涅藥经音》的性质是明读音、正字形。
汉字形体 《大般若涅槃经音》 音注功能 音义体
李福言
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430072
国内会议
2013全国博士生论坛——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研究与比较文字学研究领域
重庆
中文
161-169
2013-10-0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