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专题

自杀何必水?--梁济自沉探骊

“是否死”和“怎样死”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供选择的余地也大不相同:“是否死”仅仅提供了“死”和“不死”两个选项;而“怎样死”则提供了多个选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梁济在多个选项中独独盯上了自沉,对其他方式似乎根本不予考虑,历史上诸多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也多是如此。这如果仅仅从喜欢含有水的意象的诗句或者文昌签的影响来解释,难免太过牵强。但如果换个角度,将自沉视为传统中国人数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此一问题则迎刃而解,也即是说,关于自沉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了梁济对死亡方式的选择,也影响了其他人的选择。无可否认,梁济可能也受到了同时代其他人自沉的影响,但应该明白,同时代其他人也处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笼罩之下,也是集体无意识作用的产物。受到集体无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人不可能超越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而存在,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规训,还常常不自知。梁济要求薄葬,却终难摆脱“体制俗见”这一事实,就是明证。某些所谓的“体制俗见”,梁济是不会意识到他需要摆脱它们的。在影响梁济最终选择的因素中,有两个至为关键:以集体无意识形式呈现的文化传统:作为个人因素的对含有水意象的诗句的喜爱和文昌签的影响。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均非后者可比。但同样重要的是,文化传统必须通过特定的媒介才能发生作用,而后者正是多种媒介中的一项。如果没有适当的媒介,文化传统便不能实现从理念向行动的转交。因此,可以说,对于梁济这个个案而言,个人因素是大于文化传统的。在大体相同的程度上作用于几乎每一个个体的文化传统,促使某一特定个体而非其他人自沉,作为个人因素的偶然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就这样奇诡地交织在了一起。

自杀方式 意识形态 文化传统 个人因素 梁济

白津玮

华中师范大学

国内会议

两岸四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暨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论坛

济南

中文

693-702

2013-10-1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