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存与阙
比之主流文学话语无可置疑的”法统”地位,不论是大陆的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便得以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来进行组织,还是台湾少数民族精英的自我崛起,实质上都是一个救赎/建构的过程,期间彼此所呈现出来的”经验”,足以引起审视和反思.在大陆，新中国初建，文化部便发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的号召，到1960年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老舍作《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热热闹闹地进行创作，显示出这一政府机构、文学团体和作家个人三位一体的共同努力。“少数民族文学”不论是作为一种符号还是成为一种象征，其所预设的意义都获得了很好的满足，即“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和作家队伍的迅速成长，充分证明了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正确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与全面转型，台湾地区的政治“解严”也带来了“松软的历史环境、饱满的主体自觉、多元文化的价值肯定”的社会氛围，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大潮则强烈地诱发出民族、宗教、种族等诸多后现代语境的问题，这一深刻而驳杂的历史态势，给两岸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重新思考与建构提供了完全的可能。事实上看，两岸此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也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活跃与深入，并在过程中逐步于自我主体的确立、逐步于民族文化“想象”的深入开掘与民族审美阐释体系的确立。
少数民族文学 主流话语 意识形态 创作风格
陆卓宁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国内会议
福州
中文
389-394
2012-10-2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