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帝国主义: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在全球层面上，层出不穷的反对全球化与反对资本主义的示威活动无疑说明应当对西方帝国主义文明进行重新的思考。本文的立意在于:通过研究西方法律/法治负面性的程度，并解释其服务于新帝国主义的机制，预想达致此等目的: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下，资本的残暴是如何在法律/法治话语的庇护下被构建成为一种通往理想乌托邦的终南捷径的。当然，认识到掠夺的权力及其与法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至少能够将观察者从目前由胜利者书写的主导言辞中解放出来，尽可能地避免“自我东方化”的惯性思维模式，进而发展出能够揭露和批判各种用于否认历史的西方殖民战略的工具，最终破解西方主导下的民主与法治的新帝国主义思想迷思。 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肩负的历史责任，而不能仅以“身嵌其中”作为逃避的借口。在法律层面，必须重新思考法律及其未来走向而非在西方现代性话语支配下简单地鼓吹对其进行“接轨式”的重构。虽然现在如何去做可能并不明确，但至少应当知道现在应当如何不去做。不能继续毫不批判地全盘接受英美法的价值体系。不能继续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宣称当做不言自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善。不能继续承受着“卡利班综合症”，通过取悦和确认欧美的文明进步和法律文化霸权，来构建殖民/后殖民叙事的声音。不能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秩序茫然无知，在欧风美雨的疾打下，怀着深深的自卑感、负罪感和无力感，而“渐趋丧失文化的自信，乃至自觉不自觉地以背祖为荣，以挞古为快，以西式为主，以本土为辅”，’最终丧失与西方文明进行“主体间性”对话的主体资格。
西方法律 帝国主义 服务机制 全球化时代
魏磊杰
厦门大学法学院
国内会议
北京
中文
483-502
2013-06-1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