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梦的自我实践--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现代化体系的行为逻辑模式，多是在遭遇到制度性障碍后，而无法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主流倡导模式，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甚至是被城市工业文明“分割”，由此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进程的被阻滞。新生代农民工特殊的社会角色，造就了其特殊的行为逻辑，一方面表现为对城市社会的资源被隔离，另一方面又是借助现代元素的社会再融入，或许前者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表面抗拒，后者才是新生代农民工真实心声的写照。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制度性困境所导致的二重性，让他们处于农民与城市产业工人的中间地带，他们既有乡土意识又兼具现代性特征，尤为重要的是现代高科技产品让他们获得同城市居民同等的信息知情权，改变了其长期处于信息传播末端的劣势。正是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国家政策法规知识的普及。在调研中当被问及“你是否知道在劳动就业前应该签署劳动就业合同？”知道的占97.5％，但是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真正签署劳动就业合同的只有33.2%。换句话说，制度文本与实际执行还是相脱节。正是由于种种制度性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这种自下而上的融入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虚拟形式，而由此所裹挟形成的中国网络社会力量却不容小觑，他们正在通过强大的网络舆论影响力推动中国社会民主法治进程。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是凭借智能手机“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过程。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开设微博账号的占受访者63.2%，微博内容多以转发自己感兴趣的博文为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网呈差序格局状态，也就是如同水波一样，以己为中心。”所以现代农村最紧密的群体往往不是现在的行政村，而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宗族对内部成员不仅具有保护功能，而且具备强大的道德伦理谴责功效，维系了乡村社会长幼有序的和谐局面，由此宗族对其成员具有极强的组织凝聚力与号召力，而宗族组织又进一步延伸了组织成员的乡土社会关系网。而一旦脱离这个特定“场域”，也就自然脱离了乡土社会的束缚，血缘、地缘关系网也就自然不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极强的流动性决定了其社会关系网的脆弱性，而作为社会成员的心理需求特性却并未消融，反而因为社会二元结构变得异常强烈，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制度性选择失败后，不是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沉默”，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自我主动融入的方式，在客观世界之外建立起一个自我中心的虚拟世界。但是作为流入地社会管理部门并不意味着责任的消解，恰恰是责任的增加。流入地社会管理部门应采取灵活多元的方式，将新生代农民工由社区活动的“旁观者”吸纳为“参与者”，由“被管理者”转变为“参与者”，使得城市居民空间与新生代农民工空间有一定的交集，而不是人为地被分割为两条平行线，让他们的梦想多一份“动力”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融入 城市化进程
吴浩
上海市虹口区行政学院
国内会议
济南
中文
396-403
2013-10-0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