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筑城到拆城:近世中国口岸城市成长扩张的模式
直到清末(1911)，中国境内各类城垣及城墙都市超过2000座。本短文仅选取上海、天津、汉口、重庆、广州等近代重要的港埠城市为例证，观察分析历史上筑城与近代拆城的动机、过程与特征意义。直到清末，上海在行政层级上仍只是县城，天津与重庆是府城，武昌与广州虽是省城，但汉口直到19世纪末才取得县级的地位。这些城市逐渐发展繁荣，经济机能日显，城市社会形成，行政管理也日趋繁复。中央政府以派驻高层官员(品级高于知府或知县)的方式来补充调剂、征税弹压，例如:道员、同知、盐运使、市舶司、钞关、常关、卫所、总兵之置。开埠之后，更有海关，甚至通商大臣之设。从城市形成发展来看，城垣之筑是防御保卫之需要，但城垣也确定了初期的城市范围，作为城区与郊野农村地区的界限。为了保境安民，城垣不断重修增补，或原土筑城墙瓷以砖石;而市区的不断扩大，也使各时期城垣的整修必须相应加大加固。但受制于行政阶层与等级城制，城垣扩筑几乎赶不上市区的发展扩张，上海、天津是其显例:两地的城垣后来均构成障碍，沦为饰物，成为“筑有城垣的无城垣城市”。重庆的双城(巴县与江北厅)在筑城时已大致确定了城区范围(也可能是地形所限)，直到1920年代以后才渐向西郊扩张。汉口没有城垣，但地方官以修堡筑堤的方式来捍卫及防洪，并借着这种筑堤拆堤的过程，来不断扩大新市区。清末各地的拆城过程情况不一。天津被迫拆城为八国联军后辛丑和约(1901)规定，亦为城市发展所需，可说无所争议。1920年代重庆拆城由地方军阀主持，具有较妥善的市区改造计划，新旧城区建设同时进行，阻力不大，也未受外力影响(广州的情况也如此)。上海1900年代的拆城活动主要由邑绅发起，虽然取得地方官员支持，但曾遭到保城派人士的顽强抗拒，初期只能由公论议决采取拆中方式办理;辛亥革命后才顺利完成拆城。这项拆城运动起于地方官绅及市民的自觉，颇能与彼时积极进行中的城市改造工程及新兴的地方自治思潮契合，略备近代社会运动的特质。民族主义、城市民主的诉求，市民自治意识的醒觉，在上海拆城运动酝酿过程中已经较清楚地体现出来。
口岸城市 筑城规划 拆城规划 清代
刘石吉
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暨近代史研究所
国内会议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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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461
2012-09-20（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