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国学在日本的受容--以1962年福特基金会论争为例
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中，最大的转变就是舍弃原有的东洋学观念，接受西方思想。采取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史观)以及科学研究(区域研究)两种取向，尽管两者针锋相对，但其共同性就是将亚洲模式被视为落后甚至停滞。甚至可以说，整个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界，都是设法与西方思维(尤其是美国)融合之下的产物。然而学界对于西方这个观念到60年代之前，不仅涉及的是东洋/西洋的民族主义情感对立，也包括了落后/进步的发展史位置，甚至是政府/民间的具体权力关系。这样的三重角色，使得学界在面对西方时的立场和参与都十分微妙。一言以蔽之，战后日本学界与美国接触的历史可视为科学/区域研究方法在日本被受容的过程。科学放在战后具体事件的理解中，强调研究者必须价值中立以及远离权力的伦理问题，但是研究者作为有限存在的人类，有社会脉络与自身感情，也有必须面对研究的现实条件。以上因素组成了看待AF问题的三重视角:学术研究对于社会的责任、亚非拉观点与发展路径的关系、与对美国区域研究方法的批判与认识。也就是本文所阐述，对于知识论、方法论与学术伦理的展现层次上。本文在对于这个事件的因果关系考据上，关注在此段受容与重建的过程中，日本中国研究者如何面对美国各种层次的影响，并发展自己主体性的过程。甚至在未来，这样的受容过程逐渐发展出日本对中国、东亚的基础认识框架，成为日本亚洲学的基础。
中国学 文化融合 民族主义 权力关系
邵轩磊
台湾大学政治系
国内会议
上海
中文
369-382
2011-06-2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