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三年乡试解额之变动
自明洪武三年(1370)五月首次确立乡试直省录取名额始，解额制度便成为有明一代一项重要的科举考试制度。随着人才的作兴和政治的变动，各地乡试解额也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变化之中。就变动性质言，有临时上调、后不为例的非制度性变动，也有变动后作为常制被以后各科所沿用的制度性调整。在变动方式上，有小范围的局部调整与大范围乃至全国规模的变动之区分。而前述两种性质的乡试解额变动在这两种变动方式中皆有体现。其中大范围的制度性调整因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更为人们所关注。自洪武三年后，此类变动在宣德、正统、景泰、万历、崇祯时期皆有发生。其中关于宣德、正统时期的变动情况，史籍记载较为详明，已为人所熟知；景泰年间的解额变动，因部分史籍记载得模糊或淆乱，变得相对复杂一些，笔者曾撰《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一文给予辨正。至于万历、崇祯朝的变动情况，史籍载录较少。如人们习惯征引的正德初和万历初分别纂修的两部《明会典》因其成书时间早于这些变动，因而不可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天启、崇祯间俞汝楫所撰《礼部志稿》和徐学聚的《国朝典汇》等史籍也都只记载到万历初年；孙承泽的《天府广记》和《春明梦余录》虽提及万历四十三年的解额调整，却只有“万历四十三年概增天下解额”一句简单概括，使后人难以知晓变动的具体情况。清人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对此次变动也有提及，但认为“庆、历、启、祯间，两直隶”解额”益增至一百三十余名，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③，从其中所及两京解额的数目看，显然是将景泰七年的解额误作了明后期的调整额。可能是因为万历、崇祯朝解额调整资料稀见的缘故，多数研究者在论及明代乡试解额变动情况时往往只介绍至万历元年。这不仅有碍于对明代解额整体变动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影响了以此为依据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刘晓东在利用乡试解额推算不同时期会试比例时道：“由于万历四十一年后概增天下乡试额数，其增长的具体数量笔者尚未见到，因而推算仅至四十一年止。”可见，万历及其以后的解额变动还是一个不被人所周知的问题。实际上，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廷曾有概增天下解额的举措，这便是万历朝唯一的一次几及全国范围的乡试解额调整，笔者拟围绕这一问题予以探讨。
明万历四十三年 乡试 解额制度 科举考试
汪维真
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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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2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