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玄奘及法相唯识之上层化于宗教文化之意义——从“五种姓说”说起
佛教自从印度传人中土时，并于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便进行着不断的本土化的过程。这一本土化的过程即佛教的中国化的过程，就体现在翻译佛典、判教立宗及讲经习义等一系列的具体过程之中。因为，只有通过译经和讲习，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掌握佛教之各种典籍及其思想内含，从而为更好地继承与发展进而并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之佛学思想学说与宗派创造前提条件。 在中国佛教诸宗中，这种现象所表现之尤为突出，特别是所谓之完全中国化佛教——禅宗，而唯有由著名之三藏法师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创立之法相唯识宗，例外地体现出了其对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及大乘唯识论之思想的较为忠实的和全面的继承和发扬。然而由于其学说思想之“原创性”之缘故，加之其创始人又不断地使其官方化，由此而被“公认”为是该宗未得像其它宗派那样得以延续和发展之重要原因。因而其只在唐、五代时呈现短暂之繁盛，随后便逐渐归于衰落而从此就“一厥不振”。但是，从宗教发展学和文化发生学的视角细而察之，则可窥得其于宗教及文化之发展层面的作用和意义，从而使吾等能对中国佛教文化获得更深之了解和把握，并促使之得到更进一步的弘扬与发展。
刘雄峰
陕西师范大学教研究中心
国内会议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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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436
2009-10-2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