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
编年体作为“古史记之正法”，尽管经由千宝的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五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对两体优劣高下的评判及其《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此后，虽有编年史之间出、实录体之衍生、纪事本末体之引入，但占据南北两地史坛之主流者仍为纪传史。对于传统史学在此期间的演进轨迹，刘子玄尽管未尝不了然于胸，却依然力倡编年、纪传两体分立并行于两晋南北朝之说。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体史书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氏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
两晋南北朝 编年体 史体 优劣论 政教义理
唐燮军
宁波大学 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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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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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412
2008-09-12（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