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浙江传媒业的转型模式一种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相适应，浙江的传媒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60年来，浙江传媒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型传媒到事业型传媒再到产业型传媒的演变。制度创新是浙江传媒业实现转型、发展与飞跃的关键所在。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与变迁既是其所置身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更离不开政府和传媒业自身等媒介制度创新主体的作用力。浙江传媒业转型与变迁是一种“政府规制型”与“需求导向型”相结合的方式，既表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又有诱致型制度变迁的特征。这两种制度变迁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两者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浙江传媒业的变迁路径。由于传媒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的双重属性，政治维度与经济维度的交错使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不同于任何其他行业。与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一道，浙江传媒业走过的，是一条颇具特色的转型路径，“中国模式”与“浙江模式”在浙江传媒业的转型进程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社会变迁 传媒业 转型模式 制度经济学
潘祥辉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国内会议
杭州
中文
316-337
2009-12-05（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