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青瓷在日本和韩国的显著影响和作用
作者2004年秋访问慈溪博物馆、上林湖、越窑青瓷研究所等，并考察了该地区古窑遗存。此行情况另有报告，本文谨就作者对上林湖研究结果的要点作一介绍。 1.上林湖窑遗存研究 此次访问正值干旱季节，湖底干燥可步行穿过直达窑址。作者能够一边走一边沿路拣拾湖床上半藏半露的越窑青瓷碎片及窑炉工具，心情之愉快实在难以形容。上林湖窑遗址属生产最优等瓷器的古越窑。环湖地区古窑址有80～100座，在9-10世纪间使用，按窑壁及窑底遗存判断为龙窑。根据窑炉特性，烧制青瓷时可能使用了中性焰。所产青瓷大多呈琥珀色，偶见蓝色者，即是秘色青瓷也。其最上乘者以龙泉青瓷著称。作者在上林湖文保处看到玻璃橱中展示出一块越窑青瓷碎片，原料为淡黄褐色黏土，其上覆盖有2 mm青瓷釉。虽因烧成温度过高而导致变形，但仍显示出技艺之高超，做工之精细。正是由于深绿色青瓷釉薄层的熔化恰到好处，其呈色才得以令人赏心悦目。四五年前作者在清华大学授课时也曾来访过上林湖龙窑，但当时湖水涨满。乘舟横渡可见许多越窑青瓷碎片散布湖底，此情此景立即令作者对中国瓷器的历史及湖底瓷器的数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2.关于越窑在日本的显著影响的研究 在日本，对越窑的历史有如下见解。该窑六朝时生产优质青瓷，为贵族所喜爱，因此生产蒸蒸日上。但至7世纪(隋唐间)时，生产又呈呆滞，只在9-10世纪(即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才得到恢复。由于运销系统已有改进，越窑瓷器于是行销天下，东至日本，西达东非。此时中国的贵族社会趋于没落而平民开始引领中华文化，但在日本以藤原家族为中心的贵族阶层正处于上升期。当时宁波与福冈(博多)间通运输。在福冈(博多)附近的太宰府(Dazaifu)遗址曾发现一些无与伦比的优质越窑秘色青瓷。越窑青瓷碎片的出土则遍及整个日本，大多发现于九州和京都(时为京城)。于是开始采用低温奈良三彩工艺(当时为日本主要工艺)仿效越窑青瓷生产了绿釉瓷器。从外形到图案仿效得精细人微。中华之美转化成了扶桑之美而为上层贵族所喜爱。但因仍为低温轴，这种绿釉瓷并没有给日本陶瓷工艺带来变革性的或者重要的影响。越窑青瓷对日本陶瓷工艺的基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之制成灰釉瓷并掌握高温烧成工艺。这些工艺至今仍在日本应用，在爱知府濑户及其附近出土的许多10至12世纪的古窑遗址中均有发现。主持发掘的名古屋大学槽崎彰二氏已就此出版了详细报告。这些古窑遗址也具有重要的建筑学上的意义，即仿效龙窑建成了单室窑。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竭力仿效越窑青瓷的一些日本名窑转而生产釉瓷并以停产告终。原因是经济条件的改变促使生产和烧成方法也发生变化。然而濒户窑以长石与木灰混合料制釉开始生产全施釉瓷在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依赖高温烧成一些瓷窑得以生产素烧瓷。可见越窑青瓷对日本陶瓷工艺的重大影响不应低估。 3.越窑青瓷在朝鲜半岛的影响 越窑青瓷也影响了朝鲜瓷器使之产生高丽青瓷——最好的朝鲜陶瓷工艺。作者对高丽青瓷的印象是：每件成品力求完美，其细致秀丽的基础是轮廓鲜明的造型艺术观念、紧张的氛围和做工的精巧，而李氏朝鲜瓷器则外形线条模糊、随意无规，有时甚至达到粗劣的地步，毫无章法可言。高丽青瓷与李氏朝鲜瓷何以存在如此天壤之别而且又在同一个国家内，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作者阅读了有关越窑青瓷资料，了解到高丽青瓷是起源于越窑青瓷，对此才有所认识。据报道，过去1件底款标明在光州制造的器皿曾被认为属新罗时代铅釉瓷。但后经小山富士雄氏仔细检查，发现实为朝鲜产青瓷，与越窑青瓷相似。这件极其珍贵的器皿当为高丽青瓷的前驱。对高丽青瓷起源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是从调查浙江余姚县上林湖边古越窑遗址开始的。事实上许多高丽青瓷与越窑青瓷十分酷似，尤其在形制和装饰图案上。高丽青瓷足圈颇大而低矮(有称其为蛇百足的)，越窑青瓷亦常有此情况。两种青瓷均刻有纹线，一侧刻有成行的诸如牡丹、牡丹和纏枝、中国凤凰等，甚至细部也相似。据此并考虑到两者相距数千里，不难想象，可能是一些越窑青瓷工匠曾迁移到了朝鲜，建成越窑，并以之生产青瓷。根据主要高丽青瓷古窑遗址集中于朝鲜半岛南岸，很可能有一些移民到了全罗道，并在那里开始生产青瓷。在日本，不同类型的瓷器是从仿制越窑开始发展起来的。而在朝鲜半岛，制瓷技术的基础则植根于与中国的人员频繁交流，并在朝鲜陶瓷技术和高丽翡色青瓷中开花结果。
越窑青瓷 古窑遗存 褐色黏土 制瓷技术 朝鲜陶瓷
岛田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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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24（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