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论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的理论基础
自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针对司法实践中的弊病以及社会发展之趋势，我国学者提出了修改和完善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诸多方案。不难发现，这些方案或主张基本上脱胎于西方。然而，以西方制度作为构筑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基石，受到了质疑与批驳。“我们习惯性的论证方式是直接引用概念和法律文本，而相对忽视了对法律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环境等的研究。”诚然，在没有实证的前提下，紧紧依靠有限的理性就将外国制度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摹本，其结论不能不令人担忧；当“普适性”仅作为一个概念或观点而非经验事物时，它的确难以驳斥“地方性知识”的攻评。笔者认为，虽然我们对法律移植本身并无心存疑虑，但是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如果无视移植语境，完全以“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以“普适性”等作为逻辑前提，未免有主观臆断之嫌。文章内容包括：一、法律移植的心理情结—从主客两分到同位主体；二、法律移植的正当性基础之反思—有无普适性规则；三、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关系的协调等等。
刑事诉讼法 法律移植 普适性规则
汪海燕
中国政法大学
国内会议
杭州
中文
175-181
2006-09-01（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